这是LRCCS Community Spotlight 第一次采用中文的稿子。我们采访了2013年退休的原密歇根大学中文部主任陈青海老师。在采访中，陈老师讲述了他从中国到美国的生活经历。

LRCCS：陈老师，我们的读者都期待着了解您的经历。能不能请您谈一谈？
陈老师：那我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吧。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：我从小在中国的生活不太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出身不好，家庭出身不好。我爸爸以前是资本家，所以在1949年以后属于革命的对象。在很长的时间里面，像我们这样的孩子，不管要做什么，都不太容易有好的机会。

LRCCS：明白。陈老师是哪一年出生的？
陈老师：我是1943年出生的，所以差不多是1949年的时候进的小学。虽然我的出身不好，但是我的学习成绩总是比一般的同学好。可以说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我都是很努力的。可是呢，我想你了解1949年以后中国的一些情况，就是搞了很多的政治运动。

LRCCS：明白。
陈老师：那么，每一次运动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都要受苦。后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，那是我们家最苦的时候。

LRCCS：哪方面苦？
陈老师：首先在1966年的8月，红卫兵来抄家。我们家被抄过两次。第二次抄家的时候，红卫兵把我们家的很多东西，其实都是生活必需品，都搬到外面的马路上，让我上小学的小弟弟点火。当时烧得很厉害，把马路都烧坏了。而且路上汽车都走不了，都得要绕道。然后又把大部分剩下的东西堆到几个房间里，贴上封条，不让我们用。在那以后的很多年里，我们家都是靠亲戚朋友的帮助才能活下来。

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大妹妹快要大学毕业。我们就是在文化革命的中间分配工作的——那个时候都是政府给你一个工作到哪里，你一定得去。你要是不去，就没有工作。1968年我被分配去了江西。我去的是江西上饶专区最穷的一个县。然后从县里再分到下面的一个镇上，那个镇上有一个中学，把我分到那个中学。其实，也没有教书。那个时候造反派里面的两派在斗来斗去。每天都是开会吵架。我也听不懂当地的方言。就这样过了一个月以后，江西省把所有的中学都停办了。

LRCCS：哦。当时您是去当老师吗？
陈老师：我算是当“老师”，可是学校不上课，然后就说不办中学了。办什么呢？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。在每一个县都办一个共大的分校。就只办共大分校，不再办普通中学了。老师怎么办呢？都下放。下放到农村去当农民种地。我就每天到地里干活，跟农民一起。农民对我还是不错的。

LRCCS：嗯。您都是种什么？
陈老师：那一带种水稻，也就是大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大概有半年吧，每个公社又都要自己办中学了，所以就需要有人教课。这样就又把我叫回学校。

LRCCS：还是原来那个学校吗？
陈老师：对，就是原来那个学校。那儿原来是一个县中，有好几十个老师。可是到后来，只剩两三个没有下放的老师，再加上几个像我这样的，还算下放，只是当地公社把我们“借”回去教书。这大概是1969年的秋天，我就算是开始教书了。

LRCCS：那么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？
陈老师：我学英文。但是那个时候学英文有很多限制。我们看不到当时国外的东西，也没有过外籍老师。学校跟我们说，如果在马路上看到外国人，不许跟他们说英语。如果说英语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自己负责。那就有可能会被抓起来。所以那个时候学英语很不容易。其实我们也没有学完，后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

那么再回过来说江西。我后来就开始回到那个学校上课。那个时候呢，当然不可能教英文，就让我教语文。那个时候也没有教材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只能从报纸上找一点什么东西，然后改写成一个简单的材料，给学生上课。

那些学生在过了50年以后，到现在还记得我。大概在五、六年以前，他们在网上查到我，就给我写来E-mail，后来就请我一定要回去看一看。到2012年的时候我跟我太太真的就去了一次。当然那个地方整个的都变了，好几十年了。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变，那就是当地人跟我之间的感情。那些学生对我说，当年在那样偏僻的地方，他们本来不太可能有像我这样的老师。我就好像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，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。

LRCCS：那个时候您太太也在江西吗？
陈老师：不是，她在杭州，是浙江大学的老师。后来，我们花了很大的努力，我总算离开江西调到了杭州，进了浙江大学的附属中学。我们也就很快有了孩子。

LRCCS：您调到杭州是哪一年？
陈老师：那是1975年。

后来很快地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，大学又开始招生了，要高考了。那个时候，我那个学校的学生特别地爱学习，也特别地能学习。我也特别地愿意帮助他们。我的努力很快就有了成果，每一年我的学生高考成绩都很突出，我的课被录像后在中央电视台的教育频道向全国播放，我也出版了英语教学的专著，发表文章总结了自己的教学经验。这样我就成了浙江省最好的老师之一。当时全国都会有老师到杭州来听课。他们要听英文课，往往是来听我的课。我每天去上课，都可能看到来听课的老师们拿着椅子排着队在往我的教师里走，从来都不需要事先通知我。

在1984年的时候，杭州市政府把我调到杭州教育学院去当副院长。那是一个专门培训中学教师的学院，我在那里负责教学和学生工作，也上一些课。我一下子就从普通教师变成了一个领导。当时呢，我也是对改革开放充满了希望，觉得应该留在国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可是我很快就发现，这个政府，或者说上面的那些人，是怎么回事，而我觉得我很不喜欢。

LRCCS：嗯。那您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陈老师：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反正很多当领导的人说的是一套，做的是一套。表面上为人民服务，实际上是为自己谋私利。在这儿我只跟你说一件小事：当时，学校的领导每天上下班有小车接送，我就很不喜欢。虽然表面上说得好听，说是工作需要，但其实这不是工作需要。你领导上班下班跟普通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？所以我总是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的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要为人民服务，但是那些教育我们要为人民服务的人自己却享受特权。一个人有了特权还能真的为人民服务吗？

后来我有一个机会到美国，就是到密歇根大学的教育学院来做访问学者，就在UM的School of Education做了一年的Visiting Scholar。

LRCCS：那是哪一年？
陈老师：那是1987到1988年。

我怎么能来呢？当时有一个住在Ann Arbor的人去浙江大学教英文。结果呢，因为我也是教英文的，就通过学生认识了。认识了以后呢，她就很帮我的忙，介绍我向美国一个机构申请资助。结果我申请到了。而我正是来了美国以后才知道原来美国是这个样子的。

LRCCS：您对美国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
陈老师：当然首先看到的是整个的这个环境，这个社会，跟中国非常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美国人活得比较放松，笑得比中国人多，不需要在乎说了什么话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。

我从这里回国以后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，那就是1989年这个天安门的事情。其实那个时候全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没有开枪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那个学校的学生也是上街去游行啊，在广场上绝食啊，坐在铁路上不让军车通过啊，这些事情都有。

那段时间我非常地不愉快。为什么呢？首先是因为警察要到学校来了解情况。他们来学校就找我。幸亏那个时候的警察也很同情学生。他们来了之后就说：“陈院长，你随便跟我们说几句就好了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们只要能回去汇报就好了。”有一个警察还跟我说：“我们实在不明白，我们是警察，到大学里来做什么？”

所以，可怕的还不是警察，可怕的是政府。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晚上不能回家。在办公室搭了一张临时的床，晚上要睡在那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教育局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打电话来，半夜里也可能打电话来。要问学生在哪里？在做什么？

我们的学生在广场上绝食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们。当时，我拉着他们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非常地感动。当然，你知道后来北京发生了什么。其实在杭州，在我们学院，也发生了很多让我很不愉快的事情。就在“六•四”以后的两个星期我辞职了。我实在不愿意再当一个这样的领导。也开始想要离开那个地方。特别是考虑到我女儿。她性子比较直。当时中国有了“六•四”那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像她这样的孩子留在中国，以后会有麻烦。

LRCCS：您女儿是哪一年出生的？
陈老师：我女儿是1976年出生的，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一年。到1989年的时候她在念初中。她当时有一些表现，就是她的正义感很强。所以我觉得，她在中国的话将来可能会有麻烦。

就这样，在UM教育学院教授们的帮助下，我第二次来到了美国。这时候呢，我觉得我应该考虑留在美国，而留在美国的目的不能只是在这里活下去，而是也得要在美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吧。既然现在要做什么我完全能够自己决定了，我想，我还是教中文吧。

其实那个时候在美国学中文的人还不是很多，但是我心里想，肯定会越来越多的，我应该能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。我觉得我可以在美国做三件事。第一是把一个学校的中文教学项目搞好。后来我在UM多年里所做的努力，特别是在我负责中文教学之后，就是不能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好，而是要让所有的老师和所有的中文课都好。第二件我觉得我可以做的事是在中文教学的某一个方面有一个突破。这就是后来我在全美带头开发的Business Chinese（商务汉语）这门课，也可以说是特殊用途的汉语教学。我在UM商学院的支持下首创了Business Chinese Workshop这个品牌，在十年的时间里一共开了四次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研讨会。这个会议可能UM或者ALC都不当一回事，但在美国的中文教学界可是一件大事呀。下面我再说一下我当初觉得自己可以在美国做好的第三件事。美国的中文教学有一个National Field，特别是有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这样一个组织。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员，而且有责任为它做一份贡献。在后来的二十年里，我几乎参加了CLTA每一年的年会，也在CLTA的学报上发表过几篇有影响的文章，还曾经当选为CLTA理事会的理事。除此以外，我和同事们合作出版了两本重要的教材，担任过美国一些高校中文教学项目和教师职称升迁的评估工作。

LRCCS：您刚才说了要在美国做好三件事。能请您再简单重复一下吗？
陈老师：好的，刚才说的三件事是：1）把一个大学的中文教学项目搞好，2）在中文教学的一个方面寻求一种突破，3）为美国的中文教学领域做一份贡献。这三件事在我的脑子里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清楚的，而这三件事也可以说就是一件事。1990年我第二次来美国的时候已经46岁了，我前面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有决心集中精力做好这三件事。当时，为了给自己创造条件，我决定去Brigham Young University（杨百翰大学）读一个博士学位。也许你知道，这个学校因为摩门教会传教的关系对语言教学是特别重视的，设备和条件也数一数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那里上学。可是我在BYU上学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。因为你知道我去的时候已经是47岁了。特别是我总觉得我比那些年轻的同学有基础有经验，我应该比他们都学得好。这样，我给自己的压力就特别大。

LRCCS：您是哪一年来UM教中文的？
陈老师：1995年。当时我在BYU成为ABD，还没有写完论文就拿到了UM这个工作。当时我很激动，因为这是我第三次到UM和Ann Arbor来。我第一次来UM是做访问学者，回中国的时候没想到会再回来，但是后来回来了。第二次来UM还是做访问学者，离开这里是去BYU上学，那时也没想到我还能再回来，但是我居然又回来了。这是我第三次来Ann Arbor，来UM，而且这一次我成了一个Faculty Member。所以，如果说一个人有命运的话，那就是我的命里注定了我的后半辈子要在UM和Ann Arbor度过。

1995年我申请UM这个工作的时候，这里主管中文教学的是Prof. Baxter。是他挑选了我，所以我感谢他。我也一直很感谢ALC，感谢UM。正是这个学校给了我机会来实现我的美国梦。

来了UM以后，当然一开始我还不是Program Director。但是那时我就开了很多的新课。我大概为ALC一共开了10门新课，前面那些年差不多是每年开一门。而且我们这个UM中文教学项目的网站最早也是我做出来的。当然还做了不少别的事。其实我的工作对我并没有这些要求，许多事都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做的，其中的辛苦和委屈也只有我自己知道。一个人有时会被误解，有时得不到公平的对待，这在美国也一样。但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不应该太在乎这些，你说是吧？

LRCCS：是什么让您的决心这么到位？
陈老师：在中国的时候，我做过的工作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。那个时候我们受的教育是要听党的话。党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所以也可以这样说，就是当时在中国我们这一代的人失去了自我。没有自我。但是我来了美国之后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找回自我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我可以自己来选择后半辈子做什么样的事情，过什么样的日子。而现在有一点让我很高兴，那就是现在看来我在美国做了正确的选择。我选择了从事语言教学，我选择了去BYU上学，我选择了来UM任教。事实上，我也选择了留在UM。这一点你不知道吧？我在2001年拿到维吉尼亚大学终身制教职的时候，经过一个月剧烈的思想斗争，我最后选择了留下。对于这些重大的选择，我从来没有后悔和遗憾过。我一直在心里牢牢地记住自己要做好的三件事，也就是要实现的三个目标，而且一直在不断地努力。但是，当2013年我被CLTA授予Walton终身成就奖（美国中文教学的最高荣誉）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很意外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得什么奖，也因为只有很少的人得过这个奖。

LRCCS：您觉得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？
陈老师：我觉得对一个老师来说，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条件, 不是他所受的教育和有过的经验，甚至于也不是他的素质和个性。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他的动机和献身精神。一个人的条件再好，只要不是从心底里热爱自己的工作和学生，只要缺乏动机和献身精神，那他就只是在混日子，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老师。也可以反过来这样说吧，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，不管是那个时候学得好的学生或者是学得不太好的学生，只要过了多少年以后他们还都记得你想念你，那么你就一定是一个好老师。

LRCCS：谢谢您，陈老师。今天花了您不少时间，但是我们的读者一定会感谢您。
陈老师：接受你的采访我也很高兴，希望你们的读者听了我的故事会觉得有一点用处。

LRCCS Community Spotlight: 陈青海（中文版）